南开大学一课题组提交研究报告—— 　　公务员岗位：有人没事干 有事没人干 　　本报记者 李新玲　 　　随着公务员考试越来越火爆，“公务员”成了一个热门话题。最近，正值公务员面试，这个话题再次升温。3月6日，本报发表《公务员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》，引起广大读者关注。近日，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朱光磊教授，他的看法是：多与少不是关键问题，重要的是结构不合理。 中国公务员“超标”近20倍？　 　　今年大学即将毕业的王桐毅，去年年底参加了公务员考试，但是没有通过。他倒不太在乎：“我父母希望我能到政府机关，以求工作稳定，但是我不喜欢那样的环境。”他经常听人说我国公务员人太多，有些机关人浮于事，他觉得年轻人在那样的环境里浪费青春。但在街道办事处当副主任的父亲认为他对公务员有成见，事实上公务员每天要做的事很多，常常忙不过来。 　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亚洲部的指导下***完成的《中国居民评价政府及政府公共服务报告》显示，近7成的民众认为目前政府公务员的总量应该减少。有分析认为，按照公务员与GDP的比例指标来看，中国公务员数量大大超出发达国家，中国公务员“超标”近20倍。 　　但是，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课题组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：无论是公务员还是财政供养人员与我国人口的比例，比起美国、法国等发达国家，都要低许多；东亚的日本、韩国的“官民比”大约是我国的两倍，我国公务员与总人口的“官民比”大体上相当于南亚和部分非洲国家的水平。在世界上，北欧的丹麦、瑞典、芬兰等福利国家，这两个比例都是最高的。 　　“之所以有人认为我国公务员规模过大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把公务员和财政供养人员的概念混淆了。”课题组的一位成员说。另外有些研究人员的结论所基于的数字也值得商榷，甚至出现过有人用上世纪80年代的数据来解释90年代的“官民比”。 多与少不是关键问题　 　　朱光磊承认，关于中国公务员多与少的问题，已经争论了许多年、许多遍。许多人都会从身边经历和感受来推论出“公务员多”的结论。 　　一家企业的部门主管薛晓黎说，一说到公务员的数量问题，第一个在自己脑中浮现的就是去上级主管局机关办事，办事员在电脑前打游戏的情景。因此她直觉上同意我国目前公务员多了这一说法。但她承认，自己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数据或是事实根据来支持这一判断。 课题组通过国际比较研究，特别是通过对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（OECD）30个成员国进行研究后，发现公务员规模是受经济、政治、社会等诸多因素影响的。通过多角度的统计和比较，证实中国公务员的绝对规模并没有过大，“官民比”与发达国家相比也不算高。“但不是没有问题。”朱光磊说，很多人从自身的经历或感受中得出“我国公务员过多”的结论，是确有原因的。中国在这方面存在的真正问题，是公务员的比例、结构不合理，是公务员的“结构性过剩”和“运行性过剩”。比如，中央一级公务员偏少，可是越到地方、越到基层公务员比例越大。这是由于我国在纵向间政府方面实行的是“职责同构”模式的原因。 　　课题组成员张光教授对这个问题做过专门的研究。他认为，从1994年全国实行中央地方财政分税制以来，地方财政一直吃紧，但地方政府承担的任务太多。有数据显示，地方公务员承担了实际操作任务的70％，可是，目前县级行政区（包括城辖区和县级市）及其以下行政区（乡镇和街道）的预算内财政支出，仅占全国预算内财政总支出的29％左右，也即地方政府以三分财力完成了7成的公共服务任务。“这种不成比例的现象，使得地方政府不得不把很大比例的钱用于公务员开支，这就容易给老百姓造成一种错觉，就是公务员太多了。”张光说。 　　张光教授认为，财政供养的人数过多当然是要警惕的。就政府规模问题而言，短期之内还是确实要坚持“适度从紧”的原则。现在，我国人口已经增加到13亿，再加上社会转型期大批的“单位人”转为“社会人”，政府承担的任务自然就会相应增加。但据了解，从1992年到2004年，我国的公务员只增加了几十万。张光认为，由此看来，我国公务员的相对数量基本没有增加。 公务员队伍为何“人浮于事”　 　　一提起父母进养老院的事，天津市民韩建刚就有满肚子的牢骚。他费了不少心思，送了礼，托了人，也没能把父母送进天津的公办养老院。韩建刚想送老人去的第二老年公寓有300多张床位，现在全部住满，还有三四百号人在排队等号。他感叹道：“送老人进养老院比送小孩进名校还难。”他不明白，中国现在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，养老院越来越紧俏，政府为什么不投入？“总说公务员多，为什么该做的事没人做？”韩建刚不解地问。 　　课题组成员孙涛副教授认为，“小政府，大社会”主要是针对经济领域而言，在维护社会秩序、保障百姓民生方面，政府必须承担相应的职责。“而我们现在这方面的政府职责及其部门配置恰恰是有矛盾的，具体表现在‘有人没事干，有事没人干’。”他认为，现在政府在很多经济领域还是管得过多，而最应该监管的税收却还有许多漏洞，税收方面的公务员相对太少。另外，目前在社会管理、公众服务等方面，政府承担的职责也太少。孙涛举例说，我们国家正在进入老龄社会，像养老服务这种公益事业，政府目前并未有效地承担或加以规划。 　　朱光磊教授是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》一书的作者。他认为，对公务员多与少的争论，表面看是数字问题，其实是对中国整个政府发展状况的评价问题。由于中国在管理方面历史积淀的薄弱，我们在政府工作流程、管理细节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够科学的地方，管理过于粗放，造成大量的人力浪费，效率低下和服务缺位。这是目前公众普遍认为公务员“人浮于事”的一个重要原因。 　　此外他还认为，中国长期存在的“官本位”观念，导致我们的公有制事业单位都有一定的级别。这就难免会使公众把“有级别的人”与“官”联系在一起，使概念上的混淆进一步加剧，使公务员的范围就显得更大了。随着社会的进步，是到了考虑逐步解决“官本位”问题的时候了。